争权夺印一夜间
造反，显著的胜利标志就是权力更迭。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接二连三的欢庆夺权胜利的游行场面。锣鼓喧天，红旗舞动，震天般口号响彻大街小巷。兴奋的人群，唱啊，跳啊，通宵达旦。
1967年1月，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旁落，被称为"一月革命"的风暴迅速席卷神州各地。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这是"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全国人民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于是，夺权行动成为了当时造反派们的最重要的革命任务。
很快，全国各地自下而上的各种领导权接连被夺取，各级各部门的"革命委员会"招牌纷纷挂出。许多招贴画也以此为题材，"革命委员会好"被广而告之。新的"三结合"（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负责人、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相结合）领导走上了前台，指挥和部署一次又一次的新的革命行动。一些地方夺权中的所谓好的经验也通过红头文件向全国各地推广，取经活动理所当然地和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战斗洗礼，中国大地这时已经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随处可见的都是红旗、红标语和红袖章。祖国山河一片红，造反夺权论英雄。为了表明更红，更革命，更英雄，各造反派之间为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些派别甚至被认定是保皇派或革命不彻底，遭到另外一些派别的攻击。于是，夺权、反夺权，再夺权，就这样相互斗争了起来。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在这种斗争中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和对立之中，相互间出现摩擦和冲突并不断尖锐起来，以至于发生后来的组织派别之间的武斗。
与各地其他城市一样，我所在的小城中的夺权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当地一家食品厂（该厂应该算是一个很小的基层单位了）有两个造反派组织，其中一派（姑且称其为A组织）先行通过夺权行动取得了食品厂的领导权力，另一派（B组织）则为此耿耿于怀，愤懑不满。当时，造反派夺权常常采取联合行动，即联合"志同道合"的其他组织一同参与夺权行动。这样做，一是人多势众，相互壮胆；二是以此进行派别划分，界定真假革命派。于是B组织邀请外单位一家造反派组织（C组织）协同作战，以期夺走食品厂的领导权力。
那时我年方十岁略多，虽懵懂幼稚，但喜欢看热闹。街上一有响动，便会跑出门去。站在路边不时可以看到那些被揪下台的人，戴着高帽，挂着黑牌，一路还自己敲打着铜锣，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躁动中当然也有心里害怕和不是滋味的时候，特别是看到那些自己熟知的人被游街示众甚至被粗暴虐待。不过，在那个年代里，许多与我年岁相仿的孩子们隐隐约约地也都想在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这天，恰好听说C组织要参与食品厂的夺权行动，而其中那些成员不少都是我从小就认识的。于是，我们几位小朋友相约一同去看热闹，不，应该说是去长见识。
晚上八点，我们来到了离家不远的食品厂。夺权地点被选择在一个大会议室里，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两派组织成员各自为阵分坐在大桌子的两边，挂有主席像的一面被空了出来，而C组织来员则坐在对面。我们坐在靠后的长椅子上，静静地等着将要发生的事情。
夺权行动开始了。首先是B组织头目念起了来自中央的文件，这时场面似乎还是温文尔雅的。紧接着A、B双方开始陈述各自的革命工作，但很快就演变成了两派间的相互指责。争辩声音越来越大，集体口号也此起彼伏，室内气氛逐渐紧张了起来。我们几个孩子显得更为紧张。
必须证明自己的革命或对方的不革命，才能保护权力或夺取权力。争吵中，只见B组织的一个头头跑了出去。很快，他又回到了会议室。只见他手中拿着一个大铁皮盒子，哐地一下放在了大桌上。"大家看啊，这就是×××他们生产的饼干和糖果。"大家仔细看过去，铁盒子里的那些饼干和糖果明显地出现了焦黄。经验告诉大家，这是食品厂生产出来的不合格产品。
这一招太厉害了。原来双方比较平衡的力量陡然发生了变化。B组织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地控诉着对方。浪费粮食、玩忽职守、剥削阶级吸血鬼、......，只要有一点点能沾边的罪名，全部无遗地扣在了A组织的头上。突如其来的情况，让A组织成员好一阵没缓过神来。面对质问，A组织成员支支吾吾，无言以对。那正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会议室里，东风终于压倒了西风。
口号声铺天盖地响起来了。在C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B组织顺将剩勇追穷寇，勒令A组织交出工厂领导权力。僵持了一会儿，也许是知道自己理亏或估计后果严重，A组织头头不情愿地将两个公章扔在了桌子上。会议室里哗啦啦响起了掌声。似乎这还不足以表示正义和威风，B组织又勒令A组织成员摘下了手臂上的红袖章，要求他们认罪。树倒猢狲散，A组织成员们纷纷摘下了自己的红袖章，把头耷拉了下来。这时，不知是谁带的头，齐刷刷地很多人唱起了当时流行的语录歌曲，一首又一首。
糖果饼干亦武器，争权夺印一夜间。夺权，一方胜利了，一方失败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战斗，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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